第752章 我喜欢的球队
【当我还是一名球员时，人们问我是否考虑过当教练，我让他们忘了这回事。
我无法想象自己扮演教练的角色，而且我对当教练实在没有太多兴趣。
首先，我不想穿西装；其次，我没办法在不妙的情况下脱下西装上场。
1991年退役时我说了同样的话，但还是有球队打电话给我，让我考虑为他们工作。
那时候我还没做脊柱融合手术，即使我想工作，我的身体也无法胜任。
我仍然很痛苦，甚至无法走路，别说站在场边指挥，坐飞机对我而言都是一种折磨。
另外，我想休息一段时间，和家人在一起。
过去十几年时间，我一直在全美各地飞来飞去。
退役时我和妻子承诺了，我要休息，陪伴儿子康纳一起成长。
我喜欢花时间陪着他一起，教他游泳、钓鱼，当然还有打球。
我们家很快增添了一个新的成员，女儿玛丽亚。
后来我复出参加了1992年奥运会，成为梦之队的一员，这是我无法抗拒的。
至于做教练，我依旧持否定的态度，我没什么兴趣。
我不能确切的告诉你，我什么时候改变了主意。
可能是1993年波特兰悲剧触动了我，又或者1994年辛普森案改变了某些想法。
还有可能是上映的《阿甘正传》让我想重新投入到滚滚的历史潮流中。
但更直接的原因可能是——我住在佛罗里达的那不勒斯。
那是世界上最好的居住地，但在那儿只有很少很少的事情可以做。
在这个世界正发生轰轰烈烈的变化时，我却变得无所事事。
一开始我是很喜欢待在那里的，人们认出我但不会找我签名。
他们只满足于挥手和我打招呼，那是一段平静安宁的日子。
我在那不勒斯四处游走时不必担心一大群人会跟着我，这感觉真好。
我从不习惯人们认出我，然后大惊小怪，这会让你成为困在屋子里的囚徒。
在波士顿，我走哪儿都会被认出来，凯尔特人的球迷非常热情，可因此我不能7点钟去看电影或者去商场。
我不介意有人向我要签名或者合影，可被一群人围着的感觉并不好，我会变得非常焦虑，只想离开那里。
退休后在那不勒斯，我过的相当轻松，我可以随心所欲地打高尔夫球。
过一阵子，我厌倦了高尔夫，我开始钓鱼。
接着，我又厌倦了钓鱼，我感到很无聊。
于是我更多陪伴孩子、妻子，带他们出去玩，弥补我过去的缺失。
可是我觉得我的生活缺失了，作为一个运动员我老了，可作为一个人，我还很年轻。
我不能也不应该停止工作，有一件事我越来越确定：我不能再接下来的二三十年里无所事事。
我不缺钱，我需要的是某种挑战，在我退休的几年时间里，这种挑战是缺失的。
黛娜对我了若指掌，她看出我有些坐立不安。
黛娜最好的一点是她不在乎我做什么，她都会支持我。
她愿意尝试新事物，愿意去任何地方。
如果我今晚告诉她，我们要收拾行李去洛杉矶，她会说：“真的？好啊！”
虽然我们定居那不勒斯，但我们在印第安那、波士顿都有房子，我们都住过。
哪里都不算我们真正的家，可能房屋对我而言只能算居所，真正的家是你能让你有归宿感的人和事业。
人我有了，我需要一份事业，尤其在我儿子康纳、女儿玛丽亚渐渐长大后，他们开始听到一些关于爸爸的事，知道爸爸过去是一个职业篮球运动员。
康纳对此感到很好奇，他会问我：“你很厉害吗？”或者“你以前经常训练、打球？”
（两个问题都得到了肯定的回答。）
有一天，康纳回到家，他问我是否认识阿甘。
如果认识，能不能让他到家里来一趟，康纳想见见他。
我告诉康纳，他小时候在巴塞罗那已经见过阿甘了。
那时候阿甘和梦之队成员一起住在酒店里，就在巴克利房间隔壁。
他还和阿甘的儿子，斯托克顿的儿子，还有其他小孩一起玩耍过。
康纳对这个回答很满意，之后一段时间，他没怎么再提起阿甘。
又有一天，康纳放学后回家问我：“爸爸，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当时是1996年，我本该为凯尔特人做一些顾问工作。
但我并没有为他们做太多事，我知道我想离开那里。
就在那时候，我意识到，也许是时候回去工作了。
我不想我的孩子长大后认为他们的老爸整天只知道打高尔夫球。
多年来，至少有三支不同的球队向我提供过主教练职位。
其中有两支球队要求我对我们的谈话保密，由于我答应了他们，所以我不能透露球队名字。
我可以告诉你们的是，开拓者在1993年就开始与我接洽，那一年他们遭遇了可怕的悲剧。
其实当时我很想接下那个挑战，尤其在关于阿甘会退役的流言甚嚣尘上的时候，我反而更想试试了。
因为一，我不认为阿甘会在这种球队艰难的时刻退役；二，如果他真的退役，我正好可以接下一个巨大挑战。
可惜我的背部不允许，我的背伤仍然很严重，所以最终我放弃了执教阿甘的诱人选择。
当我的背好了以后，我并不怀念打球，我开始怀念比赛。
我在佛罗里达，可以经常去看迈阿密热火的比赛，他们拿到了1995年的总冠军。
那是属于奥拉朱旺的赛季，他是非常了不起的球员，这个赛季他和莱利都得偿所愿。
不过说实话，我很少关注球员，在比赛中我更多会盯着帕特-莱利。
我关注他在比赛中如何做决定，他在激励球员方面非常出色，这令人着迷。
无论你看迈阿密的哪一场比赛，他们的队员总是站在合适的位置。
莱利很好的布置了阵型，鞭策球员们卖力的比赛，即便球员受伤，莱利也能找到赢球的办法。
莱利是联盟最优秀的教练之一，当然在80年代我们是敌人，两次在总决赛相遇。
我们互相厌恶对方，莱利讨厌波士顿，讨厌波士顿花园球馆，因为地板有坏死，更衣室很破，没有空调，热水不管用……
总之，他总是有很多抱怨，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抱怨不是单纯的嘴碎，他有自己的目的和策略。
这一点上，莱利仅次于阿甘，他们的每句话都不是随便说说的。
他们知道如何利用媒体，利用裁判，利用对手，为取胜添砖加瓦。
当然，作为球员时我绝不会认同他们说的每一句话，我会完全否定他们。
尽管我在心里承认，莱利是少数几个能迫使我改变比赛方式的教练之一，但我从来没有说过他的好话。
莱利总是能在比赛中做出一些调整让我慢下来，比如我连续得到六分或者八分，莱利会叫个暂停，然后立刻更换阵容，把我的节奏打乱。
他会让魔术师约翰逊来包夹我，大个子的包夹总是会造成更大的麻烦。
莱利使用的另一个花招是指示球员让我在更靠外的位置去接球，他认为这会让我失去平衡，或者接球后无法立刻发起进攻。
莱利还专门让库珀来对付我，库珀是我遇到最难对付的球员之一，我曾经看过一篇报道，库珀说他过去常常和妻子躺在床上看我的比赛录像。
莱利给我制造了各种各样的麻烦，但我从来都认可他，我绝不会让他知道的。
然后他在1987年离开了洛杉矶，我没料到，湖人和莱利就这么被阿甘和开拓者给打散了。
于是莱利去了迈阿密，并彻底改变了风格，打造了一支全新的球队。
每个人都认为莱利只能用一种方式打球，他是一个开放式的炮轰教练，因为湖人就是这么打的。
他刚到迈阿密，就挖来了德雷克斯勒，人们都期待着他将滑翔机打造成第二个魔术师。
可实际上，莱利在迈阿密打造了不同风格的比赛，他收罗了一群球风粗鲁的悍将，他们打得像曾经的底特律坏小子，冲撞，追逐，每个晚上都在发生战斗。
一个好教练的标志是，你可以用两种方式打球，一个是技术性的，一个是身体性的。
这就是我下定决心要做的，如果我真的去当教练的话。
我发现自己越来越想当教练，只是我需要一个合适的时机。
我不断去观察，思考，而我思考的越多，越发觉得俄勒冈波特兰是个合适的去处。
当然，我不是开拓者的球迷，事实上我们之间有着很深刻的仇恨。
1986年是我最后一次打进总决赛，和我的第三座总冠军奖杯如此之近。
那是一个近乎完美的赛季，但因为总决赛的失利，完美变得尤其不完美。
68胜成为诅咒，五星阵容成为笑话，从此之后我们再没能染指冠军以及决赛。
一切都是拜波特兰开拓者所赐，之后的的很多年里他们统治了联盟，真正的统治，就像60年代凯尔特人统治NBA一样。
直到1993年，彼得洛维奇和刘易斯接连死亡，人们都非常震惊，包括我在内。
当事情过去以后，人们都会想，这会不会是他们得到太多冠军和幸运的诅咒？
我知道这么说缺乏同情心，但这种说法确实甚嚣尘上，人们多多少少带着幸灾乐祸的心态等待开拓者的失败。
但他们在1993年总决赛中还是坚持下来，4：2击败了热火，他们对冠军和胜利的渴望如此执着，执着到足以超越死亡。
就是那一刻，我内心已经消除了对开拓者的仇怨，输给他们是一件可以接受的事。
同时我很想知道，他们究竟秉持着一种怎样的文化，可以持之以恒的强大下去。
又或者，这是阿甘一个人的神迹？
如上文所言，我因为背伤错过了机会。
这不是我第一次错过和开拓者合作的机会。
曾几何时，我是有机会以状元身份进入NBA打球的。
那是1978年，我参选NBA，开拓者想用状元签选我。
他们刚刚在常规赛拿到了冠军，可因为沃顿的伤病毁于一旦。
原本他们充满了潜力，有机会在70年代末构建一个王朝。
但伤病毁了一切，沃顿对开拓者的控诉传遍联盟，当时所有年轻球员和明星都不愿去那里打球。
当时我的朋友艾德-贾克斯打电话给我，说开拓者有可能在首轮第一顺位拿下我。
我在媒体上表示，我不想去开拓者打球，因为我的腰椎受不了，还是放过我吧。
这样的表示多少刻薄了一些，但那就是当时开拓者在球员中的口碑。
况且当时我答应妈妈，一定会读完大学再进NBA，很多球队都等不起一年。
包括凯尔特人之前五个顺位的球队，那时候NBA的经营相当困难，一个赛季的空窗可能意味着球队破产，他们都急需一个能卖票的球员吸引球迷走进体育馆，用卖票收入维持脆弱的资金链。
最后开拓者在首轮拿下了米切尔-汤普森，一个后来给我们造成很大麻烦的家伙。
1984年的选秀对开拓者而言才是真正脱胎换骨的一次选择，他们在第二顺位拿下了阿甘。
阿甘改变了开拓者，也改变了这个联盟，他让整个NBA的走向都发生了变化，推动NBA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联赛，当然那是后话。
时间到了1996年，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我想得到一份工作，我在凯尔特人管理层缺乏真正的话语权。
当时凯尔特人让我负责物色教练的工作，我打电话给开拓者总经理巴克沃尔特，想通过他问问，PJ-卡列西莫是否考虑来波士顿工作。
据我所知，他在波特兰干的还不错，但不是很得人心，他或许可以来波士顿试试。
巴克沃尔特说可以，同时巴克沃尔特说，如果PJ-卡列西莫离开，我可不可以考虑来开拓者做教练的工作。
我为凯尔特人找教练，找到了开拓者，开拓者愿意把他们的教练给凯尔特人，然后让我去做开拓者的教练……
听起来像四个傻子，但NBA就是这样，圈子不大，很多决策比你想象的要随意，草台班子比比皆是。
开拓者的管理层是个例外，他们曾经组建起联盟最优秀的决策团队，和最好的伤病管理。
不过几年内他们遭到了热火和湖人的洗劫，巴克沃尔特已经在退休的边缘（1997年他退休）。
因为杰里-韦斯特的离开，他不得不在1993年重新担任总经理职位，这位曾经签下摩西-马龙的经理，有着剑走偏锋的敏锐嗅觉。
开拓者的老板是唐建国，一个名噪全美的作秀专家，人人都认识他，大部分都不喜欢他，认为他浮夸、唯利是图。
他是大西洋城的赌王，但90年代美国赌博业的重心在转移到拉斯维加斯，他的房地产和赌博生意越来越糟糕。
篮球成为了他最成功的投资，1993年时，他拿到了四个冠军，拥有了一座全新的现代化体育馆，他避免了破产的厄运。
当开拓者出现危机时，很多人认为唐纳德会卖掉开拓者，在最高位套现离场，可他没有那么做，他坚持了下来。
这一点让很多人对他刮目相看，包括我在内对他有了不小的改观，想来当初杰里-韦斯特答应为开拓者效力，不是没有原因的。
后来我俩通了电话，他说很想让我到开拓者执教，他相信我的到来，能为开拓者带来新气象。
那时候阿甘已经退役，开拓者经历了一个赛季的沉沦，他们在1996年选秀大会上摘下了两个高中生。
一个是17岁零312天的科比-布莱恩特，一个是17岁零261天的杰梅因-奥尼尔。
上帝，两个人年龄加起来都没我大，当时没有人知道开拓者到底想干嘛？
选两个这样的愣头青，唐纳德却告诉我，这是阿甘的决定，他喜欢这两个孩子。
于是我就说：“如果阿甘愿意回来打球，我就愿意来开拓者执教。”
我只是这么随口一说，哪知道当天晚上唐纳德就电话我，说阿甘愿意复出。
我惊到了，阿甘就这么决定复出了？他又要回来了？红色的恐怖又将降临吗？
1996年6月28号，媒体上果然出现了I'm Back的宣传，没有说是阿甘，但所有人都知道是他。
全美的舆论都沸腾了，那段时间所有人都在讨论阿甘即将复出的消息。
太多人期待，也有太多人害怕，这绝对是一件会颠覆联盟格局的大事。
我相信在那六个字母出现时，NBA的球员们又回忆起了被阿甘支配的恐惧。
唐建国和阿甘决定亲自来那不勒斯和我见一面，当面商议我成为开拓者教练的可能。
我知道，当阿甘决定亲自来见我时，我已经很难抗拒这份工作了。
执教阿甘，还有比这更有趣，更有挑战性的工作吗？
我决定去机场接他，我在脑海中想着见到他后的场景，我已经迫不及待要和他打一场嘴仗。
不过阿甘总是个出人意料的家伙，他从飞机上下来后立刻冲向我，紧紧握住了我的手。
他说：“拉里，给我一根香蕉吧，我愿意为你打球。”】
————1999年出版，拉里-伯德、Jackie Macmullan合作编写《Bird Watching》，节选。
伯德看着甘国阳坐在车上开心的吃着香蕉，这已经是第五根了，佛罗里达不缺香蕉。
“法克鱿桑尼，幸好我不是黑人，不然我会以为你在开什么种族主义玩笑，传出去你就完蛋了。”
“不要那么敏感，我只是有点缺钾。我太饿了，我希望在复出发布会上，用最好的形象面对媒体。”
“那你应该选择健身，而不是节食！”
“时间太短，先瘦下来再说，后面我很快会练起来的。”
甘国阳在将近五个小时的飞行途中，体会了当初昆汀-史蒂芬森减重的痛苦。
如果是普通人，一顿不吃不是什么大问题，甚至一天不吃都没关系，扛一扛喝点水就过去了。
可对于身高6尺10，身体代谢极为旺盛，精力惊人的前职业运动员而言，按时按量的摄入食物很重要。
过去打比赛的时候，甘国阳正常一天都是四到五顿饭，顿顿都要吃的很好很饱，才能有能量消耗。
退役后，因为身体代谢还是很强，每天四顿，偶尔五顿，吃的没过去多，但和普通人比依旧很大量。
最近为了减脂，四顿改两顿，基本上10个小时左右吃一顿，今天算是刚开始，真是要了老命。
即便饿的头发昏，甘国阳还是坚持住了没问伯德要披萨、汉堡，而是要了些香蕉补充一点电解质和糖分，让自己不至于晕倒。
等到了伯德家中，甘国阳终于有机会比较好的吃一顿，但他还是保持了极大的克制。
伯德看到甘国阳这个样子觉得好笑，道：“你的偶像包袱太重了，就算你胖胖的样子复出，大家依旧会畏惧你。”
甘国阳道：“你不懂拉里，形象与心理作用密切相关。篮球就是看谁能吓倒谁，不是吗？”
甘国阳在这里盗用了“X-man”麦克丹尼尔的名言。
伯德道：“有一定道理，就像你在波士顿扣碎篮筐，在底特律放倒兰比尔。这一切都是你的虚张声势，心理战的大师。”
“没错！未来我们就是伙伴了，所以这些可以告诉你。并且虚张声势没什么不对的，老虎也会虚张声势，不代表它不能咬断你的喉咙。只不过虚张声势就能吓破一些家伙的狗胆，余下的力气可以对付那些吓不倒的家伙。”
这时，伯德反倒矜持起来，道：“哦不不不，我可还没答应成为开拓者的教练，我们算不得伙伴。当然，你和我说这些也没关系，毕竟我是没办法复出打球了。”
“告诉我你还在担心什么，忧虑什么，怕执教我无法获得成功吗？”
“执教你没有问题，说实话我很期待，但开拓者不是只有你一个。你们在选秀大会上选了两个小朋友，我不太明白，开拓者究竟想要怎么样？要重建，又或者要冲击总冠军？”
伯德给甘国阳出了一道难题，仿佛只有回答好了这条问题，伯德才会做开拓者教练。
其实在甘国阳决定复出的时候，伯德已经下定决心，不管开拓者什么样的阵容，他都想体验和挑战一下。
挑选两个高中生球员虽然很不符合他的篮球审美，但这几年生活淡出鸟来的大鸟，急迫的想在教练工作中找寻一些刺激。
所以，情况越是复杂，局面越是难搞，伯德的兴趣就越大。
只不过面对阿甘他不想快速低头，他想从阿甘那里听到更多关于篮球，关于球队的想法。
这对两人未来的合作至关重要，伯德希望这是一支依旧保有活力的球队。
这和他们曾经的成就无关，和他们选择的球员是不是年轻也无关，而是和球队的理念相关。
像凯尔特人，曾经多么的成功，多么的辉煌，NBA在某个时间节点，几乎要变成绿色。
凯尔特人取得如此多的成就，和他们的理念是离不开的。
奥尔巴赫构建了一个相对封闭，保守，由大家长牵头，内部循序渐进选拔，外部利用规则打劫天赋的托拉斯式文化。
这套理念，文化，80年代中后期，直到90年代，在大卫-斯特恩的刻意打击，以及时代浪潮的冲刷下，已经腐朽不堪。
伯德回想起这两年在凯尔特人管理层的工作，简直如噩梦一般，完全和球员时期不同。
他从来没有真正进入权力中枢，虽然他是头牌球星，但从内部培养秩序来说，他没有经历循序渐进的选拔。
大部分时间伯德都留在那不勒斯，一边治疗背伤，陪伴家人，一边做一些简单的咨询工作，或者以他的球星身份为凯尔特人站台，当一当说客、联络员。
比如让他联系开拓者，询问卡列西莫是否愿意来波士顿，等等这类不能说无关紧要，但也不用进行决策的事务性工作。
后来球队总经理的职位空缺，戴夫-加维特辞职，老板没有将总经理职位给伯德，而是给了伯德曾经的替补ML-卡尔。
卡尔在凯尔特人打球的时候，是个场均3、4分的角色球员，还是伯德的替补，一个跟班小弟。
如今却成了伯德的领导上司，伯德的很多工作、决定，都要卡尔来拍板。
这种身份、地位上的落差，换成一般人都受不了，更别说伯德这样曾经呼风唤雨的超级巨星。
而且ML-卡尔在很多理念上都和伯德不一致，伯德对球员选择有自己的看法，可ML-卡尔不这么想。
结果就是伯德的一些建议和想法都得不到尊重，伯德怎么可能一直留在凯尔特人受气。
这还是凯尔特人的内部问题，外部凯尔特人更跟不上时代，他们过去打劫选秀权+PUA自家球星那一套已经不管用了。
新的劳资协议和交易规则，呈现了截然不同的球员市场形态，奥尔巴赫发家的那一套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
所以怎么看，凯尔特人短时间内都很难再重现辉煌，伯德胸中纵有千般谋略，却也找不到施展的平台和机会。
偏偏这个平台还是自己努力拼搏了整个职业生涯，为之带来总冠军荣耀的凯尔特人，其中的讽刺和心酸只有伯德自己能体会。
当然，伯德是个大心脏，面对这样的局面，他没有投身到内部斗争中，也没有闷闷不乐，而是选择抽身离开。
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
开拓者同样处在一个辉煌的尾声，伯德的确有些担心，那些王朝的积弊，会不会留在波特兰。
甘国阳吃了个半饱，脑子又能运转了，他听出了伯德的弦外之音。
于是，甘国阳从多个方面为伯德分析了一下开拓者当前的局面，以及他们在七个总冠军道路上，是如何一边腐朽一边重生的。
这一年半的退役时间，甘国阳除了敲木鱼加看新秀之外，可是没少看书学习。
况且他原本就见识广博，口才出众，说的头头是道，鞭辟入里，很快伯德开始头晕脑胀。
伯德很聪明，见识锋利而深刻，但他不喜欢看书，更不喜欢长篇大论，很多时候他都是靠直觉。
一开始他还能跟上甘国阳的思路，很快他开始脑子疼了，这家伙都用上长难句了！
伯德当初上大学，上课考试对他而言比投篮要难得多。
“别念了，别念了阿甘！”伯德连忙摆手。
算了算了，我知道你说的有道理还不行么？
甘国阳见状，对一直没怎么说话的唐建国道：“老唐，你总结一下，让拉里能听的更明白。”
唐建国总结道：“就是球队紧紧围绕在阿甘周围，以冠军为唯一的目标。”
伯德一拍桌：“早这么说不就OK了？开拓者一定是一支很棒的球队。”
于是，三人在饭桌上就握了手，伯德将成为开拓者新赛季的主教练。
【唐纳德说，开拓者就是围绕阿甘建设，争夺总冠军。
谢特，这他妈的就是我喜欢的球队。】
————1999年出版，拉里-伯德、Jackie Macmullan合作编写《Bird Watching》，节选。
(本章完)